

踢球的是波牛,看書的人少。雖不至於誓不兩立,但好像有點不協調。那個年代,沒有什麼青苗計畫,沒有什麼系統化的訓練,沒有什麼青少年足推廣活動。大家一落場,只管踢,不用想,在不斷的嘗試中,在成成敗敗的轉折中,在記起又忘卻間,自覺或不自覺地改善自己提升自己。最起碼,我的同代伙伴當中,為了改善技術而讀相關書籍的,絕無僅有。這當然是我輩村童的情況,身居市區的,或許有不同的表現,只是無暇比較了。
對足球的狂熱,發病期由小學到中學,後來就淡下來了。那個年代,足球是運動的代表,打開報紙的體育版,其實只是足球版,九成內容都是與足球相關的。看球、踢球和閱讀足球雜誌,是生活中的必要內容,佔據重要地位。那時孩童的偶像,大多是足球明星,本地歸本地,國際還國際,並沒有厚此薄彼。
那時,大部分人只是從報紙獲取相關足球的資訊,至於雜誌,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,印象最深刻的有兩本,一是《足球世界》,一是《英國足球畫冊》,我的足球知識絕大部份是從這兩本雜誌得來的,那是小學和中學時代的讀物。而第一本書——我自費購買的課外書,是《球王比利自傳》,當年是1978年,世界盃在阿根庭舉行。
我們是天生的巴西擁躉,談起足球,有誰不知道巴西,1958、1962、1970三屆世界盃冠軍,每一屆都是大熱門,因為足球在巴西享有近乎宗教的地位。而球王比利,三屆都有參與,1958年的嶄露頭角,1962年智利世界盃的成熟(1966英格蘭世屆盃巴西被捧為大熱,但比利在在八強賽被葡萄牙的西蒙斯踢傷,巴西八強止步),到1970年墨西哥世界盃攀上頂峰,三捧雷米金盃而永遠擁有。當屆對決的對手是意大利,同時兩屆盟主,誰取勝,誰就能首奪三屆錦標而永久保存這個獎座,結果是巴西以4比1取勝,比利從現實上升為神話傳說。他所穿的10號球衣,成為球隊中靈魂球員的專著,「黑珍珠」之名舉世傳頌。他射入的1276球的紀錄,不僅空前,我想也應該是絕後的了吧。他代表山度士出賽,曾經在馬拉界拿球場(全世界最大的球場,可坐19萬5000人,企位1萬5000)連續扭過對方全數11人而射球入網,一生所創的紀錄無數,但有一個紀錄卻破不了,那是由他爸爸堂丁奧所創的在一場球賽內頭頂入五球的創舉,這是他的球王兒子無法追平或打破的。
關於球王比利的事蹟,常常從舅舅們那裏聽到不少,看到他們津津樂道的神情,心裏的敬慕,其至是崇拜與日俱增,所以聽到他出自傳,自然要第一時間擁有。書已不在了,也許能在圖書館找着。當年的售價是6元,那時一瓶大可樂要8毛,替人家蹲在田地種菜半天的薪酬是15元。我還記他在篇首寫的一首小詩——
「我出生,我成長,於是我來到這地方。
是過客,是路人?
要抵涉,我並不匆忙。
我比一些人跑得更快,
因為他們只會奔跑,
而不假思量。
人生可不是這樣的啊!
在這裏萬事有如遊戲一場,
或像過眼雲煙一樣。
最重要的是,
我們所做的,能成為後來者的榜樣。
我帶領着後來者,
我也追隨着前人的足跡。
前人到達終點就要安息,
我也將到達終點,
因為我也要安息。」
這可能是自己最早接觸的新詩,生長在那個窮鄉僻壤的地方,物質匱乏的年代,文學的啟發和滋養,在朦朦朧朧間,似懂非懂之中幽發,我還記得何紫在《少年的我》中的話——
「少年的我忽然領受了一陣短暫的似乎是失而復得的父愛,卻又驀然消失,使我覺得自己好像長大多了,心境亦脫離了同群的書友。有段時間逢周末我沒有再跟他們到兵頭花園去,我獨自到灣仔海旁蹓躂,獨自留在屋子裏讀一些很多字的文學作品,享受那份哀愁。」
何紫談的是張伯的離逝讓他感悟人生,深覺眼前的世界已經不一樣,由此而開啟了一扇文學之門,感受別人的不同感受。關懷也不再侷限在自身,而是擴及到別人、社會、世界。陳耀成在《夢存集》說不明白年輕的意義,他只知道自己切切實實地擁有着一樣物件,它的名字叫「過去」,或許應該加上另一樣,叫做「曾經」吧。是曾「經滄海難為水,除卻無山不是雲」嗎?畢竟是遇上了,感受過了,抓緊過又放開了。現實的「無」卻變為心靈的「有」;事實的「不在」化為記憶的「盤據」,那可是另一種存在形式。
現在回顧,我的文學淵源卻由一本通俗作品的篇首小詩開始,當中的因緣,真的有點耐人尋味。典型的農家子弟,家庭背景,鄉村小學,純樸生活,地方視野,在這個小小世界中,其實也可以尋着很多很多的啟示。
跟友人說過多遍,沒有所謂感悟的方程式,如何去設計,怎樣去策畫,然後迎着心潮去滑過人生的風浪。是莊子的無適無莫,卻又保持某種意向性嗎?我看重的是深切的感受所帶來的深刻反思和深層次體味,然後是那種深會和得心應手,「窩利」抽射,閉眼也能感受進球的快感。



